第21章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长安(第2/3 页)
郑叔清虚心求教问道。
方重勇哼哼两声,百无聊赖答道:“使君啊,某还是个孩子,这种国家大事还是算了吧。”
还理财呢!踏马劳资又不是卖基金的!
方重勇在心中深深鄙夷郑叔清的虚伪。
“不瞒你说,现在朝廷的财政,已经很是不妙了。若是我为度支郎,没有作出成绩来,将来出了事,必定会被当做替罪羊丢出来。只怕再无起复之日了。”
郑叔清忽然压低声音郑重说道。
方重勇疑惑的看着郑叔清,询问道:“怎么个理财法?”
郑叔清开始跟方重勇讲述唐朝中枢的理财,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
理财这个概念,其实自西汉桑弘羊时期就有。但是,桑弘羊的办法有点简单粗暴,史书上留下的名声很差,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,朝廷理财的概念变得宽泛与深入,早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。
朝廷每年的税收是一个定额,或多或少,不可能无限膨胀。这些钱怎么使用,怎么用好,其实是一门很大的学问。
并不能单纯用“剥削压迫”四个字概括过去,就不去追究其中的内涵与细节。
朝廷的税收,其实主要包括:粮食、布匹(包括绢帛)、土特产、铜钱等。它们如何来,构成如何,以及它们如何使用,怎么分配,怎么运输,都是大学问,需要朝廷中枢的理财官员统筹管理。
打个比方,岭南的税收,布匹粮食与铜钱,如果转运到长安,那么其中的运费,或许远远超过税收本身,那这一部分应该如何收,又要如何用呢?
所以唐庭收税,远不是简单的将全国的税收都运送到长安,然后再根据需要分配这么简单。
解释了这个概念后,方重勇也不敢再敷衍应付,于是正色问道:“问题在哪呢?”
“其实大唐的钱,已经是不够用了。缺很多,多到你不敢想,我不敢说。”
郑叔清面色肃然,没有一丝开玩笑的成分。
开元年间财政收入就崩了?
方重勇一愣,没明白郑叔清到底想说什么,按说现在还不至于吧?
“漕运所耗资费,不少是靠地方府衙放高利贷,用利钱运营得来的。其本钱来源,乃是官府所属田地,也就是所谓公廨田,与积攒多年的公廨钱放贷得利而来,地方上早已不堪重负了。”
郑叔清叹息说道,他给方重勇解释了一下公廨钱与公廨田的来龙去脉。
隋文帝杨坚为节约政府费用,想出了一个“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,迴易生利,以给公用”的办法。规定发给各级官府一定数额的办公经费作本钱,即所谓公廨钱,用以周转取息,所得息钱作为办公费。
可以理解为官府有存款,交给商人们运作,赚来的利息给官员发工资。虽然隋朝没有存在多少年,但这个制度还是被唐朝的第一个皇帝李渊完完整整的拿来用了。
自武德年间就开始实施,最开始只在长安等大城,后面规模越来越大,作用也越来越大。
曾经,也为贞观之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到开元年间,公廨钱的利息之用,已经成为补贴财政支出不可或缺的最大助力。
“公廨钱”制度本意在节省政府开支,减轻百姓负担,何以竟会事与感违地困扰百姓呢?
这是因为公廨钱制实行后,官府缺公款无以治事,薄俸禄不能养廉。而一些贪鄙官吏乘机以权谋私,盘剥百姓,用强迫摊派的“抑配”方式举钱生息,年利息率加上劳费、有高达百分之百者。
甚至有“虚立保契,子孙相承为債户”的事情发生。背后官商勾结,使得放贷的公平原则丧失殆尽,老百姓被迫接受超常的剥削。
这并不是简单的地方官府人员贪腐的问题,而是地方财政支出不堪使用,而不得不采取的“另类办法”。
举个例子说,大唐运河沿途州府,都要长时间负责漕运的维持。其间花费的人力物力,并不全是由朝廷中枢负担,甚至大部分都是地方州府承担了。
地方州府的赋税,都交到中枢,或者有财政列编,都是固定款项。中央调拨的运河维护费用不够,地方官府那只能“另辟蹊径”。
羊毛出在羊身上,那些划掉的财帛哪里来呢?答案是公廨钱的利息,换句话说,靠高利贷剥削地方百姓而来。这些沉重的负担,可是不会记录在大唐中枢的税收账册上。
与之并行的,还有各种苛捐杂税,名目繁多。
百姓手中的利益,若是以权夺之,如同猛火急攻,必定反抗剧烈。若是以商夺之,则如同文火慢炖,催之无形。这些都是官府中“不能说的秘密”。
如今郑叔清坦然告知方重勇,算得上推心置腹了。
想想也是,如果让中枢出这些钱,那么李隆基早就破产要去讨饭了!
有事当然要苦一苦百姓,怎么能苦皇帝呢?
开元盛世表面上烈火烹油一般繁华,实则背地里危机四伏。郑叔清所说的,不过冰山一角而
本章未完,点击下一页继续。